海外手记 | 黑比利时的诗人，成了比利时的宝

比利时是欧洲的一个小国，首都布鲁塞尔则是一个小城，小到开车半小时就能从南到北打个来回。

小城的一切都很小，比如当地人称作“大广场”（法文Grand-Place）、“大市场”(荷兰语Grote markt) 的市政厅大广场，其实长仅百米宽不过六十，搁国内也就是个县中学操场水平。

广场在红色四方块里边，跟“大”字哪沾得上边啊……

不过听了与广场有关的故事之后，笔者认为，它当得起这个“大”字。沿着广场的东北角往外走，绕过几处教堂后有一片灰蒙蒙的老建筑，有些被用作咖啡馆，有些被用作酒店。其中一面不大的灰暗的墙上有个铭牌，用法语写着：

1864-1866年，夏尔·波德莱尔在此居住。原大镜子旅馆

大广场的大，不妨从这个人说起。

1、诗人的笔下，尽是腐尸与白骨

波德莱尔是法国人。诗人。

在他生活的十九世纪初的欧洲，任何人但凡跟这两个词一起沾上边，那就意味着不会太有钱——普罗大众哪有钱有闲有心境去买诗读啊？你说你搞文学，人民群众都没读过你，你算老几？

即使在两百年后的今天，也很少听说过哪个人靠写诗活着是不是。

更何况出名要趁早，这点波德莱尔老兄也没能做到。他生于1821年，也就是拿破仑去世的那年，20岁就开始写诗，但很多年里他的诗都不算很流行。脍炙人口当然想都不要想，在当时诗的主要受众贵族圈子里，他的诗也难觅知音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人问津。

油画家古斯塔夫·库尔贝（Gustave Courbet）笔下的波德莱尔，差不多是他二十八九岁的样子。图源：Wikimedia，开放版权

至于他的诗好还是不好，笔者不敢评判，翻出来一首他1844年的作品大家一起品鉴品鉴：

幻思的季节，缪斯整整一天

都紧紧抓住一口大钟的钟锤；

忧郁，在正午，当一切都在沉睡，

她一只手托住下巴，在走廊深处

这首抽象的诗一开始都没能发表，是波德莱尔献给一位前辈诗人夏尔·奥古斯丁·圣-伯夫（Charles-Augustin Sainte-Beuve）的。这位姓名又长又复杂的前辈当时已经是著名的诗人兼文学评论家，波德莱尔给他献诗多少有点求提携的意味，但历史上没有记载这位名人当时给他有什么回复。

这么干下去终究不是办法，于是他开始翻译美国作家爱伦·坡（Edgar Allan Poe）的小说与诗歌，历时多年终于出版。抱对了大腿给波德莱尔带来一点转机，1852年他发表了介绍爱伦·坡的文章，1856年更是出版了爱伦·坡小说集并成为爆款，这位巴黎青年在巴黎的文学圈子里总算有了一席之地。

法国画家詹姆斯·蒂索（James Tissot）笔下的十九世纪巴黎文学沙龙。进入这个圈子不易，波德莱尔奋斗了十几年。

然后波德莱尔就开始大量写诗、写散文、写文学评论，他的文辞比较尖刻，带有一种独特的忧郁气质，在巴黎这个遍地都是文艺青年的地方，竟然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波德莱尔.jpg。在他成名后，由法国著名摄影记者埃蒂安·卡尔雅（Étienne Carjat）拍摄，他的忧郁气质尽显。用笔者一位朋友的话说，他给人一种“随时要说你几句难听的”感觉。

波德莱尔越战越勇，在爱伦·坡小说集译本出版的第二年他又出版了《恶之花》。很多读者没读过但大概率听说过这本书，都过去一个半世纪了这本书还能在法国登顶畅销书排行榜，多少学者诗人评论家靠研究这本书活着呢。

《恶之花》可以说是波德莱尔一生的代表作，是忧郁的人笔下忧郁的世界。这本书实在太大胆了，里边到处是跳舞的毒蛇、飞舞的吸血蝙蝠，泉水里喷的是人血，刚还在床上翻滚的伴侣转眼间成了一堆白骨。国内有很多译本，笔者给大家顺手挑两段看看：

小路拐弯处一具丑恶的腐尸，

在碎石的床上横卧。

仿佛淫荡的女人，把两腿高抬，

热乎乎地冒着毒气。

她懒洋洋地，恬不知耻地敞开

那臭气熏天的肚子。

当她对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榨取，

当我有气无力地向她转过身去

要回她一个吻以报答她的爱，

我只看见一个双胁发粘、浑身是脓的羊皮袋！

我赶快闭上双眼，吓得哆嗦不已，

等我在灿烂的阳光下再睁开眼睛，

我的身边，再也看不见

淌着热血的肉体，

只见一堆白骨在隐隐约约地颤动，

并发出被冬夜的寒风

所摇晃的铁杆顶上的风标

或招牌的一阵阵嚎叫。

“她对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榨取”、“只见一堆白骨在隐隐约约地颤动”。这类镜头何止少儿不宜，成人、中老年人也不宜，要搁在今天可不好发表出来。于是这部诗集在给他挣得大名的同时也让他面临诸多攻击，出版仅仅10天后就被《费加罗报》（Le Figaro）称为“畸形可怕”，攻击他的言论到处都是。

当然挺他的也有，文学大师维克多·雨果（Victor Hugo）被赠了一本诗集后就回了个彩虹屁，说“您的《恶之花》光辉闪耀如星辰。”但彩虹屁有个屁用，大师自己还得罪了法国政府，在国外流亡着呢……

雨果流亡时期在布鲁塞尔呆过一段，就住在市政厅大广场的“鸽子之家”旅馆。摄影：张周项

法国检察院甚至对他提起公诉，法院不仅禁了这本书并要求他删减，还给他开了300法郎的罚单。这可不是一笔小钱，在当时熟练工人的日薪也不过3-4法郎而已。

波德莱尔跑去向皇后求情，但后者的面子也只能给他减免50法郎。在经济与精神双重压力下，波德莱尔又硬撑了七年，后来终于撑不住了逃往布鲁塞尔，就住在大镜子旅馆，多年后这里挂上了本文开头那块铭牌。

2、可怜人写《可怜的比利时！》

来到比利时的波德莱尔，跟比利时人关系并不好。

打官司要花钱，再加上交了巨额罚款，波德莱尔手里自然没什么钱。光看住所也知道，雨果在布鲁塞尔时住在大广场上，那可是整个布鲁塞尔中心的中心，方便一帮文人每天聚会谈天互相吹捧的。

波德莱尔住的那个小旅馆就寒酸得多。首先地理上不占优势，离大广场隔了两条街，气势上已经是皇城根跟二环的区别；

大镜子旅馆位置截图。

其次里边装修也一般，阳光也不太足，收费相对低廉。在布鲁塞尔的历史上，这家酒店的人设是“潦倒文人的寓所”，倒也符合波德莱尔逃债的身份。

老照片：大镜子旅馆的门口。图源：Wikimedia，开放版权

波德莱尔是来逃债的，搞钱是他的首要目的。偏偏他的搞钱行动进展相当不顺利——他想办讲座卖票，第一场还可以，第二场他开黄腔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对着一整个大厅的女学生说“正是在您们面前，我失去了作为演说家的处女之身”，直接把小姐们都吓跑了。

在那以后，波德莱尔的讲座再也没能卖出票去。他的书卖得也不好，开始还能营造受法国政府迫害的禁书人设卖惨，但多讲几次就祥林嫂了。更何况，布鲁塞尔根本不缺有故事的写书人，雨果都来过，波德莱尔再牛总没有他牛吧？

于是波德莱尔在比利时居住时没什么钱。资本主义社会讲究一个平等，没钱自然得不到尊重。比利时记者卡米耶·勒莫尼耶（Camille Lemonnier）描写波德莱尔的关键词是“苍白的脸”、“尖细而锐利的声音”，他的朋友夏尔·阿松（Charles Asselineau）跟他过往甚密，后来写他的传记时提到过这一段他的状态：

“衣着不整、身体虚弱、咳嗽不止，精神状态时常紧张焦躁。”

阿松撰写的波德莱尔传记封面。其实笔者没搞懂为什么封面上是阿松的照片，不应该是波德莱尔的吗？

朋友尚且如此，陌路人又会如何形容这位落魄文人，自然不难想见。但波德莱尔何许人也，文豪骂人的花样可多了，他后来把自己在比利时的两年遭遇写成了札记，书名就叫《可怜的比利时！》（Pauvre Belgique!），里边把比利时喷得一塌糊涂。布鲁塞尔人被他形容为“丑陋、愚蠢、行动迟缓”，这里的行政机构办事缓慢，还说比利时人连煮鸡蛋都不会……

《可怜的比利时》某页书稿（不直接对应上边的引文，但比引文还难听）。天地良心，笔者可以作证，布鲁塞尔人是非常友善的，绝不像波德莱尔说的那样。只能说文豪是被偏见蒙蔽了双眼，把文学天才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。

不过骂归骂，波德莱尔身体可是诚实的很，坚决不离开布鲁塞尔。1866年，他在那慕尔游览时忽然中风而无法言语，被人送回大镜子旅馆修养但没有好转。再后来他的母亲把他接回了巴黎，大约半年后他在母亲的怀抱中离世，与布鲁塞尔的恩怨彻底了结。

3、胸怀大才是真的大

波德莱尔的故事讲完了。或许很多读者光忙着看他的故事，都忘了这篇文是讲什么的了，这跟大广场有什么关系？

关系很大。在所有在布鲁塞尔定居过的过客中，波德莱尔或许是黑这座城市最卖力的人。毕竟有些人就算对这里不满意，也不是都有他那冠绝一代的文学水平，说人“像愚蠢的鸟”、“呼吸的不是空气”。

但那又如何呢？布鲁塞尔并没有因为他喷自己就赶走他，他依然可以住在这里，每天到大广场逛一逛，坐在咖啡馆里与同行们聊天。大广场周边有很多剧院，依然慷慨地为波德莱尔提供了演讲场地和素养很高的听众，当然卖不出票去是他自己的问题。

甚至在波德莱尔走后，大广场都依然记得他。1951年，波德莱尔离世接近百年、大镜子旅馆都已经成为历史之后，布鲁塞尔在原址上为波德莱尔订上了纪念铭牌，感谢他曾经来过、曾经在这里写作过。

2017年，位于大广场的比利时城市博物馆还举办了波德莱尔纪念特展，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讨论他的手稿《可怜的比利时！》。而且是认真的讨论，没人觉得这是个玩笑。

“波德莱尔与比利时”特展海报，比利时城市博物馆制作。

布鲁塞尔大广场的胸怀是真大，大到可以容纳尖酸刻薄的批评，而依然面带和善的笑容。

在这里见证过风雨的文豪和思想家多的是，波德莱尔只是其中一个。前边笔者提到过，波德莱尔之前有雨果因为反对拿破仑三世称帝而不得不离开法国，就是布鲁塞尔接纳了他。在布鲁塞尔期间雨果搬了好几次家，其中最著名的寓所就在这大广场上，叫鸽子之家（Maison du Pigeon），让人每每想起广场上跟着游客讨吃的鸽子们。

两只市政厅大广场上的鸽子，那只红蓝屁股是被下边灯光照射的效果。摄影：张周项

雨果对大广场赞赏有加。他来到布鲁塞尔后不久就住进了“鸽子之家”，在给妻子的信中如此形容：

“布鲁塞尔市政厅宛若一颗璀璨珠宝，可与沙特尔大教堂的尖塔媲美；它仿佛是诗人的惊艳幻想，镶嵌进建筑师的脑海。而环绕它的那片广场，则是一座真正的奇观。”“L’hôtel de ville de Bruxelles est un bijou comparable à la flèche de Chartres ; une éblouissante fantaisie de poète tombée de la tête d’un architecte. Et puis, la place qui l’entoure est une merveille.”

鸽子之家的正对面是白天鹅旅馆（La Maison du Cygne），这里来过的客人更是重磅。1845年，被家乡普鲁士政府驱逐而旅居法国的卡尔·马克思（Karl Marx）再次被法国政府驱逐，布鲁塞尔张开怀抱接纳了他。他住在相对靠南的一条小巷子里，但每天都要来市政厅大广场的白天鹅旅馆读书写作，和恩格斯以及其他朋友们讨论世界局势。

三年后马克思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时，他和恩格斯已经写好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底稿，在伦敦一经发布就震惊了世界。

白天鹅旅馆正门，以一只翘首仰颈的天鹅而著称。摄影：张周项

值得一提的是，马克思和雨果对布鲁塞尔也有诸多批评。马克思是革命导师，向来批评人不留情面，他在布鲁塞尔接触了大量的下层工人，也见证了纸醉金迷，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里收录了他们对布鲁塞尔的批评：

“布鲁塞尔市场上弥漫的恐慌几乎无处不在。破产正大量吞噬中小商人，股票无人问津，报价只是空有其名，资金比在巴黎还要迅速消失，商业完全停滞，大多数制造商都解雇了工人。”（In der Tat könnte die Bestürzung, die an der Brüsseler Börse herrscht, nicht allgemeiner sein. Der Bankrott dezimiert die mittleren und kleinen Händler; die Aktien finden keine Käufer; die Kurse sind nur nominell; das Geld verschwindet noch schneller als in Paris; der Handel liegt völlig brach, und die meisten Fabrikanten haben ihre Arbeiter entlassen.）

雨果文豪则委婉得多，他是这么写的：

“布鲁塞尔确实是一座仿造之城；有些小孩像巴黎一样；国会大厦的希腊式山墙像法国下议院的山墙；列奥波德勋章的紫红色丝带像法国荣誉军团勋章；圣居杜勒教堂的两座方塔虽美，但有点像巴黎圣母院。”（Bruxelles est bien la ville de la contrefaçon. Il y a des gamins comme à Paris ; le fronton grec de sa Chambre des États ressemble au fronton grec de notre Chambre des députés ; le ruban amarante de Léopold est une contrefaçon de la légion d’honneur ; les deux tours carrées de Sainte-Gudule, belles par ailleurs, ont un faux air de Notre-Dame.）

还是那句话，那又如何呢？布鲁塞尔依然欢迎他们，市政厅大广场上有雨果的纪念铭牌，白天鹅旅馆里甚至连马克思曾经去的座位都给标注了出来。

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故居。摄影：张周项

大广场爱他们，也有足够的自信容纳他们的批评。

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很多，随便列几个名字就够了：

大仲马(Alexandre Dumas)

海因里希·海涅(Heinrich Heine)

米哈伊尔·巴枯宁(Mikhail Bakunin)

……

这些人流派不一、主张各异，但他们都在布鲁塞尔这座以宽容著称的小城里得到了庇护，得以有机会继续思考全人类往何处去这样的宏大问题。十九世纪的欧洲是风起云涌的欧洲，新兴的阶级要通过变革获得权力，老旧的贵族却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，二者冲突的结果就是大量的学者被驱逐、成批的作家被流放。但比利时没有动荡，这里保持了和平也保持了宽容，于是从全欧洲吸引了大量的精英。

布鲁塞尔地处欧洲边陲，原本在整个欧洲的舞台上都没什么存在感，这时却展现出大气象，俨然成为欧洲的文化之都。小小的市政厅大广场，一跃而成为全欧洲的思想家荟萃之地。

布鲁塞尔市政厅，一座历史接近千年的老建筑。摄影：张周项

这种宽容的传统甚至持续到二十世纪。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上台，犹太人爱因斯坦决定离开故土，他润出国的第一站就是比利时。诚然，他的住所不在布鲁塞尔而在海滨小城德汉（de Haan），但那不也是在布鲁塞尔治下吗？

文学家来、诗人来、思想家来、物理学家还来，这就是布鲁塞尔宽容环境最闪耀的金字招牌。

行文至此，笔者眼中的市政厅大广场忽然变了模样。这块方寸之地曾经在欧洲冲突最激烈的年代象征着宽容，也用因为这种宽容而吸引来了大批精英。曾经有过几十年，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几个灵魂每日都在这里造访，在他们的激烈碰撞中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思想。

对于一座小城而言，这种荣耀足以传诵千年。

来源：中国日报网